中银研究|中国企业如何适应气候新规则的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观察笔记(一)
时间:2026.11.12   作者: 陈瑾曦、苏子皓、刘国梁

2026年11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期持续至11月20日。


开幕仅两天,释放出的信号已相当密集。一边是“35×35”全球电气化倡议、全球碳市场网络、海上风电联盟等合作倡议密集落地,显示各方仍在加速推进能源转型与低碳投资;另一边,围绕气候资金、第六条碳信用机制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核心谈判却依然胶着。


相比不断扩容的倡议清单,真正决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问题,仍停留在“谁来出钱、如何计量、怎样分配”的账本之争。1


01

读懂COP31的制度骨架:“落实的 COP”、双主席分工与第二次全球盘点的边界

土耳其为本届大会定下的关键词是“落实”(Implementation)。主席国的表述颇为直接:“承诺是意向声明,落实才是信任。”与过去侧重规则设计和政治宣示不同,COP31更强调既有承诺的执行情况,会议议程主要围绕(1)减排目标及其落实、(2)气候融资、(3)适应与韧性建设三条主线展开。


在制度层面,本届大会正式启动《巴黎协定》第二次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 2,GST2),预计于2028年完成。全球盘点并不直接创设新的减排义务,也不对缔约方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强制约束;其核心作用在于系统评估全球整体进展,并为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更新提供方向和压力。因此,GST2的意义不在于“新增规则”,而在于重新界定各国未来提高气候雄心的政治与制度空间。


与往届相比,COP31另一项值得关注的制度创新是“双主席”安排。土耳其作为大会主席国,重点推动清洁能源、绿色工业和零废弃等行动议程;澳大利亚则担任谈判主席,牵头气候融资、公正转型以及减排承诺落实等正式谈判。前者负责推动行动,后者负责协调规则,两条路径最终能否汇合,并转化为可执行的成果文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届大会的实际成效。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背景仍在发生变化。美国联邦政府连续第二年缺席大会领导人层级活动,这使得主要经济体在资金、减排责任和全球治理安排上的分歧更加突出。2


在此背景下,中国代表团释放的信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提出,应着力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合作赤字和支持赤字”,并强调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心正从规则谈判转向行动落实。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出席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再次重申中国推进能源转型的目标,包括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5%等安排。3


以上都还是“会场内”的叙事:立场、承诺和谈判框架。对企业来说,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政治共识最终会怎样变成具体规则。企业未来要付出的成本、面对的门槛、能够获得的融资支持,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领导人在会场上的发言,而取决于后来被写进碳核算方法、信息披露标准、碳市场机制和贸易规则里的那些细节条款。COP31真正留下来的影响,也往往体现在这里。


02

开幕即落地的“官宣”群像:电气化倡议、全球碳市场网络与海上风电联盟的效力边界

“35×35”全球电气化倡议

作为主席国土耳其的旗舰项目,该倡议提出,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目前约23%提升至35%。据公开信息披露,倡议已获得180家企业支持,参与企业合计年营收约1.69万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EA)将负责建立全球电气化跟踪机制,并担任新设“电气化委员会”秘书处;“净零公用事业联盟”(NZUA)则同步将电网、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相关年度投资承诺从1480亿美元提高至1560亿美元。4


不过,围绕这项倡议的争议同样清晰。首先,倡议目前强调的是“电气化”,并未明确要求新增电力必须来自清洁能源。欧盟因此坚持在相关表述中加入“清洁电气化(clean electrification)”措辞,双方仍在文字层面持续博弈。更重要的是,这项倡议最终将停留于自愿行动平台,还是被纳入需经缔约方协商一致的正式成果文件,将决定其未来影响力和制度地位。这也是本届大会最具代表性的“行动议程与谈判议程之争”。5


全球碳市场网络

该网络于11月12日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推动下正式启动,旨在加强不同碳市场、登记簿和交易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创始成员覆盖非洲、亚洲、中东、欧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能力建设联盟、澳门国际碳排放交易所及香港金融服务发展局均参与其中。UNCTAD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已覆盖全球约30%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25年带来超过1070亿美元公共收入。6


此外,土耳其宣布加入全球海上风电联盟(GOWA),其海上风电潜力被估算为75GW,计划2026年底前启动首次招标;由加拿大、法国、英国支持的煤电转清洁电力倡议亦同步启动。7


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这些倡议大多属于自愿参与的行动安排,而非经缔约方协商通过的正式规则。 它们能够影响资金流向、产业预期和市场情绪,却不会像《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碳市场规则或披露标准那样,直接转化为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因此,阅读COP新闻时需要做一个区分:倡议、联盟和承诺代表的是方向;规则、标准和义务决定的是成本。前者值得关注,后者会真正进入企业的合规清单。


03

谈判桌上的三条战线:资金缺口难补、碳市场难合规、CBAM走向WTO

开幕首日,围绕议程设置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气候资金工作方案被纳入独立议程;而发展中国家推动的“适应资金三倍增长”和“贸易与气候变化对话”则未能获得单列议程地位。8议程之争的背后,其实仍是资金责任与发展空间之争。


第一条战线是气候资金。

根据已达成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发达国家牵头的公共资金动员目标到2035年应达到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而整体气候融资规模目标则被提高至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仅适应气候变化一项,到2035年前的资金需求就约为每年3050亿美元;相比之下,2024年实际落实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为282亿至317亿美元。9换句话说,资金缺口并非数十亿美元,而是数千亿美元量级。


在此背景下,欧盟已明确表示无意在本届大会上讨论新的出资承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问题依然是最大的政治议题;对于企业而言,则应降低对新增补贴和优惠资金的预期。短期内,比等待“到账通知”更现实的,是提高项目可融资性,让项目能够进入多边开发银行、气候基金和私人资本的投资池。


第二条战线是《巴黎协定》第六条。

与资金问题相比,第六条(碳交易机制)谈判表面上显得平静得多。正式议程中的相关内容并不突出,许多关键议题已被推迟至2028年前后处理。


规则建设放缓,市场需求却在持续升温。UNFCCC最新NDC综合报告显示,94%的缔约方表示计划或可能利用第六条下的自愿合作机制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而两年前这一比例仅为78%。10


问题在于,市场需求增长的同时,合规能力并未同步提升。有非政府组织对15个依据第六条第二款开展合作的国家进行了审查,结果显示合规率为零;与此同时,机制本身也面临资金不足和能力建设滞后的压力。


因此,第六条正在进入一个有些尴尬的阶段:需求越来越强,但规则运行和合规能力尚未成熟。


第三条战线是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也是中国企业最需要关注的一条线。

与气候资金和第六条机制仍停留在谈判和制度建设阶段不同,CBAM已经开始直接影响跨境贸易。


2026年9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正式设立专家组,审查欧盟CBAM一揽子措施以及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涉嫌出口补贴的相关安排。这也是CBAM正式征收后首次进入具有约束力的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国、美国、英国、印度等18个经济体保留了第三方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争端程序启动并未减缓欧盟推进CBAM的节奏。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已提议自2028年起将75%的CBAM收入纳入欧盟预算,目前仍未就相关收入如何回流第三国作出制度安排;另一方面,CBAM扩围进程继续推进。根据欧盟委员会方案,约180种钢铁和铝密集型下游产品有望被纳入覆盖范围,涉及机械设备、车辆零部件、家用电器和建筑设备;欧洲议会版本则进一步扩大至457种产品。11


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真正需要关注的已经不是CBAM会不会实施,而是其覆盖范围会扩大到哪里、碳成本将如何传导,以及产品和供应链是否具备可核查、可验证的碳数据体系。


这三条战线讨论的虽然是不同问题,但核心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气候治理正在从政治承诺转向成本分配。


04

对于企业而言,重要的是碳成本将被如何计算、核查与清缴

如果把前面关于气候资金、第六条机制和CBAM的讨论压缩成一句话,那就是:

全球气候规则并没有放松,只是争论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碳定价”,转向“碳成本由谁承担、由谁计算,以及按什么规则计算”。对于企业而言,未来几年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五本越来越具体的账:碳成本账、核查账、绿电账、碳信用账和国内履约账。


第一笔账:CBAM碳成本账

2027年9月30日将迎来欧盟CBAM首次年度申报与证书清缴,而对应的核算期间并不是2027年,而是2026年全年进口产品的实际排放数据。


对于企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等待最终税额,而是提前摸清自身产品对应的CN编码、材料构成和供应链边界,并与现有覆盖行业及欧盟拟扩围产品清单进行比对。


第二笔账:核查账

欧盟正在逐步提高默认值(Default Values)的惩罚性系数。默认值加成比例预计将在2026年达到10%、2027年提高至20%,2028年进一步提高至30%。


这意味着,仅依赖行业平均值或估算数据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企业需要建立能够经受第三方审查的实测排放台账,并确保排放核算和排放核查由相互独立的机构完成。


第三笔账:绿电账

无论是现行CBAM规则还是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条例》,都尚未接受“购买绿证即视为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简单逻辑。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绿电采购策略正从“买证”转向“证明”。相比单纯持有绿证,具有可追溯性的物理直连电力、长期购电协议(PPA)以及完整计量记录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第四笔账:跨境碳信用账

随着《巴黎协定》信用机制(PACM)方法学持续扩容,以及全球碳市场网络于11月12日正式启动,跨境碳信用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但至少在当前阶段,企业更需要关注的是东道国授权和“相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安排,而不是交易价格本身。在国际规则仍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将跨境碳信用简单视为可快速变现的金融资产,风险并不小。


第五笔账:国内履约账

除了海外规则,中国企业还需要同步考虑国内碳市场成本。


按照现行安排,钢铁、水泥和铝冶炼行业将于2027年首次进入履约周期。未来企业财务模型中需要纳入的,不仅是配额缺口本身,还包括有偿分配比例提升预期以及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比例限制等因素。


接下来两年里有三个关键时点:

2027年1月1日:英国CBAM正式实施;

2027年2月1日:欧盟CBAM证书开始销售;

2027年9月30日:欧盟CBAM首次年度申报及证书清缴截止,对应2026年全年进口产品的实际排放数据。12


很多企业容易误以为CBAM的影响从2027年才真正开始。事实上,2027年9月30日首次清缴对应的是2026年全年进口产品的排放数据。2026年不仅是首个需要完整留痕、核算和核查的年度,更是企业建立实测排放基线的关键窗口。数据质量越高,对默认值的依赖越低;排放核算越准确,未来碳成本的不确定性越小。某种意义上说,2026年的数据质量,将决定企业此后数年应对碳成本的主动权。


05

从“证据”到“条款”:战略建议与余下会期的跟踪窗口

一、把碳数据当作证据来管理,而不是当作指标来汇报

过去,碳排放数据更多服务于ESG报告、可持续发展评级或内部绩效考核;未来,它越来越像一份需要接受审查的证据材料。


组织级碳排放、产品碳足迹和CBAM隐含排放属于三套不同体系,对应不同的核算边界、数据来源和前体物料追溯规则,不能简单套用,更不能相互替代。随着国内“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制度链条逐步形成,以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专设“应对气候变化”章节,监管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数据”转向“数据是否可验证、是否可追溯、是否经得起核查”。13


二、把碳成本写进合同,而不是写进宣传材料

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披露减排目标、绿电比例和碳中和承诺,但真正影响风险分配的往往是合同中的条款。


无论是出口合同中的碳成本承担与价格调整机制,还是海外工程和设备采购合同中的碳数据提供义务、认证责任分配,以及绿色电力采购协议中的溯源安排和违约责任,其重要性都在快速上升。


与其在争议发生后讨论责任归属,不如在合同签署时明确责任边界。多数情况下,一条写清楚的条款,成本远低于一次跨境争议解决程序。


三、把标准互认当作可以争取的空间

开幕两天里,中国企业的诉求高度一致:比亚迪希望碳足迹与绿色认证实现跨境互认、简化并网与安全认证的重复测试;转转希望在“再利用产品”与废弃物的区分标准、质检结论与碳核算方法学的对接上形成规则。这些诉求与中方提出的“标准互认、绿色贸易畅通、跨境碳减排合作”方向一致,是未来几年少数可能双向获益的议题。14


COP31还有九个会期日。接下来有三个具体问题值得跟踪:

“35×35”全球电气化倡议最终会停留在行动议程,还是进入正式成果文件;

《巴黎协定》第六条(碳交易机制)审议对话是否会进一步强化合规与透明度要求;

第二次全球盘点(GST2)将采用怎样的核查框架和评估口径。


这些技术细节会决定未来几年企业的合规成本、融资条件和市场准入门槛。



参考文献:

1 综合COP31主席国开幕发布材料、UNFCCC会议信息与2026年11月9—10日公开报道。

2 COP31主席国(土耳其)关于“落实的COP”的议程说明;UNFCCC关于第二次全球盘点(GST2)的安排;公开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生态环境部)COP31期间新闻发布;新华社关于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道,2026年11月10日。

4 COP31主席国“35×35”全球电气化倡议发布材料;国际能源署(IEA)跟踪机制与电气化委员会安排;净零公用事业联盟(NZUA)投资承诺;公开报道。

5 欧盟在COP31关于“清洁电气化”措辞的立场表述;公开报道。

6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全球碳市场网络启动新闻稿,2026年11月12日。

7 全球海上风电联盟(GOWA)与COP31主席国发布材料;煤电转清洁电力倡议发起方声明;公开报道。

8 COP31开幕全体会议议程通过情况;公开报道(现场谈判观察)。

9 发达国家集体量化目标(NCQG)相关决定;UNFCCC适应资金需求评估;OECD国际气候资金统计;公开报道。

10 非政府组织关于第六条第二款合作项目合规性的审查报告;UNFCCC NDC综合报告(NDC Synthesis Report)。

11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设立决定,2026年9月25日;欧盟委员会CBAM收入安排修订提案;欧洲议会CBAM扩围立场文件。

12 欧盟CBAM条例(EU)2023/956 及其实施细则;英国CBAM立法安排。

13 国务院《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规定。

14 COP31中国角企业边会公开信息;2026 年11月9—11日公开报道。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2026年11月9日至11日的公开信息整理,涉及谈判进程、立法草案与提案的内容均以最终生效文本为准,不构成法律意见。



作者介绍

陈瑾曦,英国剑桥大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CFA特许金融分析师,现任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ESG研究团队成员。拥有近十年国际咨询及可持续金融从业经验,曾长期在伦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工作,专注于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ESG管理、可持续发展及气候风险分析等领域。服务对象涵盖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项目覆盖英国、欧盟、美国、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多个司法辖区。


苏子皓律师,美国纽约大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获评2026年广东省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新锐人才”,现任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主管。主要执业领域涵盖跨境投融资与并购、企业出海合规、公司法律事务及ESG法律服务。长期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及文化科技等领域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参与多项跨境投资并购及ESG合规项目,在企业ESG治理体系建设、出海合规风险管理、ESG尽职调查及跨境监管应对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刘国梁律师,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委会副主任,具有近30法律执业经验。长期从事公司治理及重大疑难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并持续深度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和社会治理工作。现担任中国狮子联会理事兼法律事务委主席、广东省律协公益委副主任、深圳市律协社会组织委主任、深圳市人民监督员、深圳市球爱同行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长期致力于助学、助残、无障碍建设、环保、慈善事业及法治宣传,推动法律专业资源服务社会发展。曾获“优秀共产党员”“2025年度客户力荐律师(粤港澳)20佳”“律新社2025年度公益影响人物30佳”“律新社2026ESG律师20佳“,代表案例入选“全国法律服务创新产品案例”“中国律师公益(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广东律师公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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