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本期摘录由中银深圳刘康力律师代理的优秀案例《伍某某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案，二审阶段成功实现部分罪名无罪辩护》。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刘康力

协办律师：彭开蕾（实习律师）

业务领域：诉讼业务-刑事法律

行业/关键词：职务犯罪

案件时间：2024年12月-2025年3月

PART 01 案件概述

本案被告人伍某某系广东省某副厅级国家干部的“代言人”，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合谋，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六千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一审被判处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三罪数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十六年。

刘康力律师团队在二审阶段接受委托，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办案路径，成功实现了有效辩护，在二审阶段成功击破行贿罪罪名，当事人取得行贿罪无罪判决。

PART 02 案件亮点

（一）困难与复杂性

本案的特殊挑战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涉案对象系副厅级领导干部，此类案件往往伴随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其二，指控金额特别巨大，涉及多人跨长时间的财物往来，社会影响力极为广泛；其三，监察机关在调查阶段即已完成关键人的“记忆固化”，通过多轮讯/询问笔录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网络；其四，本案中，行贿罪对应的受贿人（另案处理）已因犯受贿罪服刑完毕，共同犯罪副厅级干部（另案处理）一审判决亦已作出。若二审改判当事人行贿罪不成立，将直接动摇前案判决的根基，引发连锁性司法颠覆。这使合议庭在裁量时，不得不超越个案本身，权衡“个案公正”与“司法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巨大张力。

除此之外，在当前纪检监察体系强化垂直领导的法治背景下，监察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与后续司法程序已形成强效印证关系。据统计，全国监察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采信率达93.7%，由此衍生的“三书一致”（即监察调查阶段的《起诉意见书》、公诉阶段的《起诉书》与审判阶段的《判决书》须保持事实认定与定性高度一致）司法现象正逐步构建起闭合式办案体系。在“三书一致”工作要求背景下，传统刑事辩护的对抗空间受到显著压缩。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职务犯罪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已降至0.38%的历史低点，即便轻罪认定也需突破重重程序性障碍，本案的无罪判决难能可贵。

（二）解案的创新思路与对策

面对公诉机关构建的逻辑严密、证据链条看似完整的指控体系，刘康力律师团队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与严谨的辩护策略，展现出超越常规的辩护智慧。

在证据审查阶段，团队秉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并未止步于对证据内容的表面审查，而是将辩护前置到证据的形成过程本身，对受贿人与行贿人的证言展开细致入微的横向对比。通过逐一梳理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的证言内容，发现双方供述存在交替变更的情况，即证言内容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前后矛盾、反复变化的特点。基于这一异常现象，团队进一步分析认为，办案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可能存在诱供或预设答案等违规操作行为，导致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为此，团队在后续的辩护中，针对相关笔录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提出有力质疑，为动摇指控体系奠定了关键证据基础。

在法律适用层面，团队以精准的法律分析为武器，对一审判决展开全面审视。团队并未局限于当事人是否向国家工作人员互送钱款的表面事实，而是深刻剖析行为本质，通过系统梳理各司法机关发布的典型案例与重要观点，结合刑法学界认同度较高的学术理论，团队指出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不准确。在副厅级干部与当事人构成受贿共犯的关系框架下，向具体执行环节的办事人员支付款项，属于共犯内部分工与利益分配，不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收买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行贿罪的独立构成要件。这一论述，成功地将该行为从“对外行贿”的法律评价中剥离，重新锚定于受贿共同犯罪的内部逻辑之中。基于上述分析，团队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并详细阐述其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具体影响，成功动摇合议庭对被告人所涉罪名的内心确信，为争取有利判决结果创造了重要条件。

PART 03 案件详解

（一）案例概要

本案当事人系广东省某副厅级国家干部的“代言人”，凭借与该副厅级干部的特殊关系，在多起社会老板向该干部行贿的过程中居中协调，并直接参与收取非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行贿罪，涉案总金额高达千万余元，予以数罪并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中将被告人及副厅级干部将所收部分贿赂款（数额达数十万元）转分给在项目中提供帮助的一名正科级下属的行为，单独评定为行贿罪。

刘康力律师团队在二审阶段接受委托后，深入剖析案情、精准把握事实与法律争议焦点，提出关键辩护意见：认为该分款行为实质上是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内部分赃，而非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向第三人行贿。团队撰写了详实的辩护材料，从犯罪构成、资金性质及共犯责任分配等多角度进行论证，指出分配款项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分赃”，并非“行贿”。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书面审理，采纳了刘康力律师团队的辩护意见，最终撤销一审中对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改判被告人不构成行贿罪。

（二）争议焦点

焦点一（法律定性类）：将收受的部分贿赂款转交给具体办事的正科级下属，该行为是构成独立的行贿罪，还是属于共同受贿人之间的“内部分赃”？

焦点二（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类）：对于本案中大量言词证据存在反复变化最终达成不合理一致的情况，相关言词证据是否具有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效力？此外，针对同案犯供述不一致的情况，应当采信哪一方的供述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三）处理思路

1. 界定顾送财物的主观目的

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来看，刘康力律师团队认为，副厅级领导是看下级在项目招标代理等事宜上尽心尽力，故将好处费分了一点给下级，属于事成之后的分赃，不存在请求下级为其办事的目的，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2. 认定构成共同犯罪

刘康力律师团队认为，正科级下属的所作所为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犯罪，其事实上与副厅级干部构成收受社会老板巨额财物的共同犯罪。这与前述所说副厅级领导的行为构成分赃相互印证，足以推翻其行贿罪的认定。

3. 对于“利用职务便利”的理解

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处。

据此，刘康力律师团队提出，本案中副厅级干部“利用下级的职务行为”这一事实，已经在认定副厅级干部构成收受社会老板不法财产中评价过，然而又凭借这一事实认定为其构成行贿罪，对该行为做了第二次评价，更是违背了刑法保障人权的基本目的。

（四）实务建议

本案的无罪判决不仅打破了“三书一致即定案”的司法惯性思维，更在职务犯罪辩护领域树立了实践标杆。其示范意义在于证明，即便在“三书一致”的刚性要求下，专业辩护仍可通过精细化技术突破实现司法救济的可能。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本案的依法改判，非但没有损害司法权威，反而通过“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司法实践，向社会公众和司法系统本身展示了法治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强大能力。它强化了一个核心信念：公正的司法，不在于永远不犯错，而在于拥有并践行依法纠正错误的机制与勇气。

本案树立了职务犯罪领域精细化、技术化辩护的标杆，激励刑事律师在重大复杂案件中不畏难、不守旧，深耕证据细节与法律原理，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刑事辩护向更高专业水准发展。通过个案的依法公正审理，有助于厘清政商交往边界，警示利用“影响力”进行权力寻租的法律风险，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本案的改判结果向社会公众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中国的司法体系具备自我审视、自我纠正的勇气与能力。公正司法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拥有并践行依法纠正错误的机制。这增强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巩固了社会的法治信仰，展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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